“中华第一刀”赏析 ——兼论林家遗址出土的马家窑文化青铜刀的价值地位

“中华第一刀”赏析

——兼论林家遗址出土的马家窑文化青铜刀的价值地位

●华小燕

金属铜的出现在人类社会发展历史上具有划时代意义，意味着工具、武器的制作出现了比石器更优良的新材料，提高了劳动生产率；其次，铜器的生产一般由专门的工匠完成，只有专门的冶金工匠才懂得铜器的铸造方法和合金的配比知识，所以铜器的产生促进了社会的分工与社会关系的变革；再次，铜器最开始只掌握在拥有铜矿资源并垄断冶金技术和制造技术的部落手中，这种铜矿资源的当地化促使铜矿资源和制成品远距离贸易的产生，社会财富不断积累，从而会直接或间接导致整个社会阶级分化的加速。因此，有关铜器起源与社会功能演变的研究对文明起源的研究具有重要意义。我国发现的铜器在年代上可早到仰韶文化时期，龙山文化时期、齐家文化时期也发现了很多铜器。与商代发达的青铜文明相比，仰韶文化时期一直到齐家文化时期发现的铜器无论是从冶铸技术上还是从器物造型上都有较大差距，这一时期处于铜器产生、青铜逐渐流行的铜器初期发展阶段，所以学术界一般将商代以前发现的铜器称为早期铜器。

林家遗址全貌 冯元鹏 摄

马家窑文化青铜刀

青铜器与文字、城市一同被认为是文明时代的物象表征，在人类历史发展中占有重要地位。青铜一般是铜与锡、铅等金属的合金，具有质地坚硬、熔点较低、容易铸造等特性。青铜器的出现对于社会进步意义重大，常常被认为是进入文明时代的标志之一。在我国，发现最早的青铜器是出土于甘肃省临夏州东乡县林家遗址的1件青铜刀。据发掘报告所述，马家窑类型青铜刀出土于第20号房址（F20），这座房址灶址保存完整，残存部分墙壁和地面。20号房址（F20）建于夯土层上，属上层房址，分布在台地上，房址地面距地表深1米—1.4米。出土有彩陶盆和素面盆各1件，为马家窑文化的典型器物，陶器内盛放粟、稷和大麻籽等，临夏州博物馆内收藏有出土于林家遗址的碳化粟。

遗址出土的马家窑文化彩陶

发现这件青铜刀的甘肃东乡林家遗址为马家窑文化马家窑类型晚期遗存。铜刀所在的文化层经碳十四年代测定约在公元前3280年至公元前2740年之间，距今约5000年。这件青铜刀长12.5厘米、宽2.4厘米，出土于1978年。由两块范浇铸而成，形制规整，刀身薄厚均匀，表面很平整，有较厚的深灰绿色锈，短柄，微弧长刃，刃部经轻微冷锻或戗磨，以增加其锋利度。刀尖比较圆钝，微微上翘，弓背，刃部前端因使用磨损而凹入，柄端上下内收而较窄，并有明显的镶嵌木把的痕迹，保存完整，被称为“中华第一刀”，现藏于中国国家博物馆。

马家窑文化青铜刀的价值地位

林家遗址出土的青铜刀虽其貌不扬，如果将其与后世商周时期精美的青铜刀相比，的确有天壤之别。但有几点是特别值得强调的，亦是其有重要价值的意义所在：

一是出土年代早，约为公元前3000年，距今约5000年。

二是出土地点重要——出土在中西交通要道上。马家窑文化主要分布在甘肃中南部地区，以陇西黄土高原为中心，东起渭河上游，西到河西走廊和青海省东北部，北达宁夏回族自治区南部，南抵四川省北部。青铜刀则出土在分布区的中心地带。从宏观角度看，甘肃地区是亚洲东部与亚洲中部的分野地带，大致以乌鞘岭为界，以西地区河流皆为内流水系，属亚洲中部；以东地区河流统属太平洋流域，属亚洲东部。甘肃省位于上述界限两侧这一特点，使其理所当然成为东亚与亚洲中部、西亚和欧洲之间的陆上交通孔道。从微观地理位置而言，甘肃地处我国中原地区通往西北边疆的走廊形过渡地带，其西北直通中亚腹地，东部则为关陇核心区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中华文明与两河流域、古印度、地中海等古老文明融合汇流之地。青铜刀就出土在这一要道的重要路段上。

“中华第一刀”

三是它含锡的合金（含锡量6％—10％），为青铜制品。它是含锡的青铜制品，是迄今中国发现最早的青铜器，把中国制铜工具的历史提前了一千多年。这件铜刀于1981年经北京钢铁学院冶金研究所检验，确认为含锡的青铜，其含锡量高于6％，有可能是用木炭直接还原锡石和氧化铜矿的混合物得到的。林家遗址54号灰坑里出土的铜渣经北京钢铁学院冶金研究所和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实验室，分别用岩相鉴定和中子活化法分析，证明铜渣不是天然矿石，也非炼铜残渣，而是一块经冶炼但已风化成碎块的含铜铁金属长期锈蚀的遗物。铜渣用中子活化法分析的结果是：含铜36.50％、锡6.47％、铅3.49％、铁0.41％，酸不溶物占一半以上。这种铜渣在同一遗址的57号探方第四层中也发现了两块，都因风化而成为碎块，铜、铁虽大部分氧化，但大块的心部仍残留有金属铜，可能是由于选用冶炼的矿石不适当，不能铸成器物而被遗弃的遗物。但青铜刀和铜渣的出现可以认为当地已能进行冶铸铜器的生产，标志着当时社会生产力的巨大变革和高度发展。

就全球范围讲，以使用青铜制品为标志的青铜时代始于公元前4000年初的西亚，这要比林家遗址青铜刀早约1000年。中国境内的铜器是本土发明的，还是由西方传入的？倘若是由西方传入的，那么地处中西交通要道的甘肃临夏地区的发现就是至关重要的材料，林家遗址青铜刀又是中国最早的一件青铜制品，就学术意义而言显得十分珍贵。

早期铜器发现概况

人类认识铜器经历了由红铜（天然铜）到青铜的过程，在红铜到青铜之间，还有一个制造和使用砷铜的阶段。中国是否也经历了这样的认识过程？中国最早的铜器是仰韶时代早期的白铜和黄铜，接着的是仰韶时代晚期的青铜，进入龙山时代则是青铜与红铜并用。年代上相当于夏代的甘青地区的齐家文化，是早期铜器发现最多的考古学文化，有铜刀、铜斧、铜锥、铜镞、铜镜、铜泡等，同龙山时代一样也是既有青铜制品，也有红铜制品。从中国考古学的发现实例看，目前还难以得出从红铜经历砷铜，再到青铜的制造和使用过程。进而，我们也不能根据林家青铜刀的发现就说，中国在距今约5000年的马家窑文化时期就已进入青铜时代。因为这还是孤证，不具普遍意义，不能排除其外部传入的可能性。

遗址出土的石斧

这件青铜刀是中国最早的青铜器，但它不是最早的铜器。铜器最早是西亚人发明的，约在公元前6000年，著名的哈拉夫文化、埃利都文化和欧贝德文化都已进入了铜石并用时代，这个时代以使用红铜器为标志，这要比中国境内最早的铜器早约2000年。我国目前发现的早期铜器年代可早到仰韶文化半坡类型临潼姜寨遗址出土的黄铜片。上世纪50年代发掘西安半坡遗址时，在一座墓葬的填土中发现1件铜片，这件铜器经有色金属研究院分析，含镍量达20％左右，是一件铜镍合金的白铜。到了上世纪70年代，临潼姜寨遗址出土了2件铜器，一件是出土在房屋内的残铜片，一件是出土在地层中的铜管。铜片是一圆片的一部分，铜管是用铜片卷制而成的管状物。这两件铜器经北京钢铁学院冶金研究所检验，铜片含铜66.54％、含锌25.56％；铜管含铜69％、含锌31％，均为铜锌合金的黄铜。在晚于林家遗址青铜刀的龙山时代，铜器在中国北方地区有广泛发现，比较重要的有甘肃永登蒋家坪遗址铜刀、山西襄汾陶寺遗址铜铃、河南登封王城岗遗址铜器残片、山东胶县三里河遗址铜锥、山东日照尧王城遗址铜渣等。在这些铜器中，既有青铜制品也有红铜制品。

中国早期的青铜文化可以大致分为西北—北方和中原—海岱两大区域。马家窑文化的青铜器出现以后，青铜冶铸技术并未在中国内地得到迅速传播，西北地区直到齐家文化时期才出现繁荣迹象；中国内地金属冶炼的萌芽开始于仰韶文化时期，铜制品数量稀少，制造年代也存在争议。公元前2100年以后的龙山晚期，中原—海岱地区的人们开始有意识地冶炼纯铜，并尝试冶铸青铜和黄铜。已发现的冶铜遗址规模都不大，铜器数量不多，器型也只是铃、刀、锥、环等小型器件，这表明冶铜业尚处于发展初期阶段。龙山时代的青铜器并未如玉礼器那样成为划时代的标志性器物，对社会发展的影响也很有限。直至约公元前21世纪的夏文化时期，中原青铜冶炼技术迅速走向成熟，并开始形成鲜明的本土特征，标志着中国历史进入青铜时代。

甘肃东乡林家遗址

遗址出土的骨器

甘肃东乡林家遗址是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位于大夏河东岸的黄土高原上，西面塬下为东川河谷盆地，遗址由秋粮地、阴洼坡和破四格等平原、山坡、土岗连成一片，距今5000多年。林家遗址是马家窑类型的代表性遗址，是黄河上游地区新石器时代晚期文化，其上承仰韶文化庙底沟类型，下接齐家文化。林家遗址分布面积广，文化内涵非常丰富，出土文物数量较多，跨越史前、秦汉、唐宋诸朝代，是一处大型密集聚落遗址。对研究甘青地区马家窑文化、齐家文化、辛店文化的发展历史脉络与关系具有重要意义，在国内外史前考古学界有非常重大的意义和广泛的社会影响。林家遗址遗迹涉及房址、灶址、灰坑、制陶窑址、踩踏面等多种类型，且遗迹数量多，部分保存相当完整；同时，林家遗址出土了大量石器、骨器、陶器、蚌器、角器，少量铜器、编织物等文物。早、中、晚三期地层和陶器阶段性特征明显、发展演变情况清楚，为今后的研究工作，打下基础；并且为探讨马家窑类型时期的生产水平、社会组织、生产关系和分配制度以及文化渊源关系等问题，提供了较多实物资料。林家遗址出土早期陶器因脱胎于庙底沟类型，所以相同因素清晰可见。此类遗存，甘肃省东部地区普遍存在，相当丰富，表明马家窑类型自东部地区发展而来，属于仰韶文化的一个地方类型，越到晚期，地方性特征越突出。由于生产工具的高度发达，促进了各项生产活动的迅速发展。半坡类型和庙底沟类型，是以农业为主的经济，但渔猎生产仍占相当重要地位，其农业还不及马家窑时期发达。相反，林家遗址未见渔猎生产工具，表明马家窑晚期渔猎生产很贫乏。稷、粟和大麻籽是在林家遗址首次发现，对当时农业生产水平、耕作方法、生产关系和分配制度等有关问题的研究，提供了可贵的实物资料。储藏谷物的窑穴之多、容积之大，也是我省早期和稍晚的各类文化遗存所不及的，反映了当时农业经济的高度发达。可见，农业生产发达，使定居生活得到进一步稳固，并为制陶等手工业和家畜饲养，提供了优越的物质基础。

遗址出土的碳化粟

1976年8月，林家遗址被临夏州文物普查队发现。1977年4至7月、8至11月和1978年4至7月，甘肃省博物馆文物队、临夏州博物馆和东乡县文化馆先后分两次对其进行发掘，发掘面积近3000平米，发掘地点位于破四格北部靠近台缘的地方。经过长达9个多月的考古发掘工作，发现遗址中马家窑时期房屋遗迹27处、制陶窑址3处、灰坑98个。从地层上初步搞清楚林家遗址马家窑类型文化遗存早、中、晚三个阶段的堆积关系，为文化遗物分期奠定基础。同时还清理出齐家文化房屋遗迹3处、墓葬1座、汉代木椁墓1座、唐代土洞墓6座和大致同时的水渠1段。发掘和采集的各类遗物达3000余件，其中，农业、手工业生产工具以及狩猎和生活用具2000余件。出土马家窑时期的石、骨、陶、铜器等三千余件。并在窖穴、房址内陶器和灰层中发现大量的稷和少数粟、大麻籽等谷物、油料的标本。出土兽骨种类和数量亦较多。这些出土遗物石器占有很大比重，骨器较少，陶、蚌、角器等最少。石器绝大多数通体磨光，很少有打制的，石质硬度高，多为板岩、页岩以及火成岩、花岗岩、大理岩、细砂岩等，还有少量玉石、石英、燧石、水晶等。骨器多采用中、小动物肢骨，个别采用大型动物骨骼制成。经过切、劈、磨等工序，少数还有钻孔，制作精致。角器数量较少，除一件麂角外，其余均为鹿角制成的锥、凿等，个别通体磨光，多数尖端有磨制或使用痕迹。

这些重要材料的发现，为全面认识和进一步研究马家窑类型的文化内涵、性质及其他有关问题，提供了更多实物例证。该遗址文化内涵以马家窑类型为主，兼有半山、马厂类型，齐家文化、辛店文化等。根据地层堆积情况和对遗迹的分析、遗物的排比，初步将遗址的文化层分为上层（第3层）、中层（第4层）、下层（第5、6层），即早、中、晚三期。

林家遗址保护界碑 冯元鹏 摄

林家遗址是东乡县为数不多的几大遗址之一，位于东乡县与临夏市交界地，随着“丝绸之路经济带”的建设，国家对传统文化瑰宝越来越重视，对文化产业投资力度越来越大，我们应通过科学保护规划，有步骤地开展对林家遗址保护利用工作，建设优秀历史文化产业体验区，让更多目光聚焦到林家遗址和马家窑文化，通过与其他旅游资源一起带动全州旅游业发展，为当地的社会经济发展服务，对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具有宝贵的现实意义。（作者为 临夏州博物馆副研究馆员、保管修复部副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