让-尼古拉-路易·迪朗 Jean-Nicolas-

让-尼古拉-路易·迪朗 Jean-Nicolas-Louis Durand

当我们熟悉了那些不同物件（支撑、墙体、开窗、基础、地板、穹拱、屋顶和露台)，它们之于建筑就像单词之于话语、音符之于音乐，如果没有它们我们就无法深入。

我们可以首先看到它们如何结合在一起，也就是如何将任一个和其他物件相关地配置起来，水平方向的及垂直方向的。其次，如何通过这些结合，以形成建筑的不同部分，例如柱廊、走廊、门厅、楼梯……第三，如何再将这些部分组成整个建筑……

如上所述，我们才能理解为何建筑的学习可以被简化为少数普遍但富饶的理念，简化为很少量却足以建造所有种类建筑的元素，简化为一些简单的结合，而其结果却像语言的元素所获得的结合那样丰富和多样。我们可以认识到，正如我曾经说过的，这种学习为何必须是有用的和简明的。为何应该教给学生组合各种建筑的方法，即使是那些他们从未听说过的建筑，与此同时，摆脱有限的时间对他们的阻碍。

让-尼古拉-路易·迪朗 Jean-Nicolas-Louis Durand《建筑学课程概要》Précis des Le?ons d’architecture

所有的语言，为了实现它的目标，必须与它要表达的想法完全一致。在本质上简单质朴的建筑，是所有无用的东西和矫揉造作的敌人，因此它使用的图必须是容易理解的、没有任何矫饰和多余东西的那种类型；那么，它会使图的学习超乎寻常地快捷和轻松，并帮助思想的发展；否则，它只会使手笨拙，想象力迟钝，甚至经常使判断出错。

让-尼古拉-路易·迪朗 Jean-Nicolas-Louis Durand《建筑学课程概要》Précis des Le?ons d’architecture vol.1, 32

1760-1834

在法国，浪漫主义运动在画家中有许多代表。在建筑领域，浪漫主义发展较慢。这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法国的建筑仍然由国家资助。因此，后拿破仑时代的法国建筑保持了启蒙理性主义的进程。

这种趋势最重要的支持者是迪朗，他是布雷的学生，同时也是巴黎理工学院的教授，他的工作为一代人定下了基调。理工学院的目的是培养能够满足革命军需要的工程师，并为新共和国偏远地区的民用公共工程提供规划。与风景如画、浪漫的历史概念不同，迪朗的建筑是惊人的“现代”。

迪朗是布雷的学生，他从布雷那里接受了几何体量的形式，但却摈除了幻想的精神成分和审美表现上的考虑。迪朗也将圆形看做理想的平面形式，与布雷对球体的推崇相似，但其根据却不是布雷所关心的完美的雕塑性的形体表现，而是出于使用上的经济性。

作为综合工科学院的建筑学教师，在19世纪初，迪朗对当时巴黎美院的学院派建筑教学进行理性归纳和重新整理，发展出一套新的教学方法，以使工科学院学生在非常有限的时间内迅速掌握建筑设计的基本知识，并将其编纂成《综合工科学院建筑学课程概要》一书。

在当时巴黎美院的教学中，由布隆代尔总结的“装饰-构造-配置( ornament- constnction- distribution)三大要点是其教学的核心。对此，迪朗进行了重新改造，去除了有关装饰的讨论，重新归纳为三大基本部分“要素-构图-功能分析(类型)”( element- composition- function analysis)。

要素包括墙、柱子、壁柱、柱上楣梁、拱廊、拱顶和门窗等。构图分为两个阶段:先是上述要素的组织形成建筑部件;再是部件的组织形成整个建筑。在这里，迪朗采用一种分析的方法:将建筑分解为各个部分，并且区分不同的层次，再将其组合。在这种构图(组合)中，轴线和网格起到了重要的作用。功能分析则用来应对各种设计任务，从不同功能的角度，提供城市-公共私人”等各种建筑类型。

与这三部分相伴随的是一种“布局”( disposition)的概念，这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布隆代尔总结的“配置”的问题。在迪朗这里，布局就是通过要素的组织来完成使用功能的布置，这成为其设计方法的一个核心，以此为现代的功能主义美学确立了规范。这种布局具体表现为建筑平面。

对于迪朗来说，平面-立面-剖面是表达建筑的基本手段。在他早先的另一本著作《古代与现代各类大型建筑对照汇编》中，就将不同时代和区域的建筑以相同比例的平-立-剖面图绘制在同一张图纸上，平-立-剖面图之间是相互对应的，一幢建筑的平一立一剖面图要求画在同一张图纸上，采用相同的轴线和比例。在这里，迪朗充分利用了他在综合工科学院的同事加斯特·蒙热( Gaspard Mongo)发明的画法几何( description geometry)，将笛卡儿坐标系转化成平一立-剖面的设计体系。这使得他与自文艺复兴以来阿尔伯蒂的透视法传统拉开了距离也与布雷和勒杜等人的水彩绘画不同，没有了人与建筑的关系，也没有阴影和明暗的表现。

迪朗的轴线与网格正是在画法几何的基础上引申出来的两个有力的工具。轴线与网格既是一种绘图工具，更是组织平面形式结构的设计工具。它们成为迪朗构图结构的基础，以此组织和分配各个要素

由此，迪朗将笛卡儿坐标引入了建筑设计，并延续了新古典建筑中基本的体量要素，确立了一种建筑空间的几何性;这种几何性，与上述他对功能使用和建造的经济性的关注联系在一起，构成了迪朗建筑设计的科学性及理性思想的重要方面。在这种思想下，建筑设计的过程从基本的几何形(往往是正方形)平面出发，通过轴线与网格的构图结构，组织或分配各个要素，完成功能分析和配置的要求，这就是所谓的“布局”。在这种布局中，空间的几何形式是统一的，而且往往也是分为层次的。

最后，需要指出的是:在学院派的传统中，对于体量的讨论，一开始关注的是有关配置和布局的问题，在19世纪中叶以后，构图已逐渐取代配置和布局而成为一个核心问题。“从配置或分布向构图的转变，暗示了在19世纪初有关划分和布置的行为到了该世纪末已经转变为一种寻求统一的行为。

朱雷《空间操作》

在这本书中，他拒绝了新古典主义强调当代建筑与古典古代之间的历史关系的标准，相反，他认为即使是古典古代也需要根据几何的永恒原则来规范。杜兰德反对历史古典主义，这种古典主义只复制表面的古典元素，但在规划上却一点也不理性——比如华盛顿特区的国会大厦。他想把计划放在一个网格上，并把功能清楚地表达出来。“取悦，”他写道，“从来就不是建筑的目的。相反，建筑师应该提供“公共和私人设施”，同时致力于“个人和社会的福祉和维护”。杜兰德的墙壁设计追随劳吉尔的脚步，摆脱了壁柱、饰板、三角帆和粗陋的装饰。这不是简单的古典主义，而是建筑与自然和理性的结合。没有主导轴线的广场构成了Durand的思想和形象建筑块，起到了将柱子连接成网格，稳定建筑形态的作用。就像一个理想的军事单位，建筑必须反映秩序、清晰和等级。理性主义和市民的冷静必须表现出来，以证明建筑独立于贵族的心血来潮。在这方面，杜兰德代表了对传统和文字历史决定论的突破。

我们可以将杜兰德的类型研究视为许多“空白形式(empty forms)的一览表。这些形式所指的并非某一个特定的用法或计划，而是包括每一种有可能出现的内容。这一点让他的作品变成理工学院工程师们手中一个理想的工具，帮助他们迅速完成当时新政权所需要的建筑。辖区长官的官邸、监狱、市场等都不是问题，不管拿破仑的集权政府或全国的经济重整需要什么，他们都能很快地设计完成。实际操作上，许多例子都是直接抄袭而来，设计时就是将类型当作模型来运用。

杜兰德与科特米瑞不同，他将类型视为固定的范例，作类型研究时以建筑或建筑组件形式上的特点(formal feature)为基本考量。运用杜兰德的类型研究来做设计时，其工作无异于编辑固定形式的组件。根据科特米瑞的说法，类型与历史文化背景之间密不可分;杜兰德在类型研究上却不愿逃脱建筑的基本范畴。

《设计与分析 Design and Analys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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