崇明岛千年大开发-

最后更新 :2022-12-19 12:02:38

六姓先人登岛垦荒

浩荡奔腾的万里长江,孕育了祖国第三大岛崇明。

夹带着大量泥沙的长江水,自青海曲折流经西藏、四川、湖北、湖南、江西、安徽、江苏、上海,奔入东海。就在临近喇叭口状的入海处,江面骤然开阔,水势突然平缓,泥沙下沉,日积月累,渐次积起了一个又一个水下暗沙洲。

星移斗转,至唐高祖武德年间(618—626),长江口水下的暗沙洲中,有两个涨出了水面。一个在东,名为东沙,一个在西,名曰西沙。两沙相隔70余里,这便是崇明岛的发源地。

随着时间的推移,东、西沙地形渐高,面积渐广,到了武则天万岁通天元年(696),技高胆大的黄、顾、施、陆、董、宋6姓渔民、樵夫驾舟登岛,白手起家,营建自己的栖身处。这些崇明人的第一代祖先伐树木为梁,割芦苇为墙,刈草为顶,搭起了挡风蔽雨的简易住所,继而辟草垦荒,结网捕鱼,崇明岛始有房舍、农田和渔场。

经过200多年,东、西两沙人丁增多,田舍渐广,引起了州郡长官的重视。五代初,朝廷下令在西沙设置行政机构崇明镇,“崇明”之名即始于此。

宋仁宗天圣三年(1025),东沙北边又露出一个新的沙洲,有姚、刘两姓捷足先登垦土居住,史称姚刘沙。宋徽宗靖国元年(1101),姚刘沙西北50里处,又一个沙洲出水,因经3次迭涨而成,又因由句容的朱、陈、张3姓首先移住此沙,所以人称三沙。

早期的崇明岛,以其得天独厚的地理优势,丰富的渔、盐资源,而颇受达官显贵、商贾贤良的重视,就连南宋王朝的显贵清河郡王张俊、平原郡王韩侂胄等,也在岛上开垦荒地,建造庄园。宋宁宗嘉定十五年(1222),在三沙设天赐盐场,隶属通州 (今南通市),由官府掌管崇明的盐业开发。

元朝建立,横州知州薛文虎以钦差大臣身份巡视崇明。薛以崇明属江海重镇、边防要塞,奏请升格为州。元世祖准奏,至元十四年(1277)降旨置崇明州,隶属扬州路,任命薛文虎为崇明知州。

明洪武二年(1369),崇明改州为县,以后一直以县为建制,相沿至今。

盐渔航运景象兴旺

自从有6姓人家成为崇明的先祖后,1000余年来,来自常熟、嘉定、宝山、江阴、句容、通州、海门等地的大批移民陆续登上崇明岛,掀起了一轮又一轮的开发热潮。南宋设天赐盐场后,官府从浙江、青浦、江湾组织盐民,来崇明专事煮盐。明清两代,农、盐、渔、航运诸业已成为崇明经济的支柱。

崇明东临大海,是个天然盐场,居民都煮盐自给。后官府设置盐场,派定盐田盐灶盐课,允许居民自给而外,可交盐场收购,销往靖江等地。明朝万历二十九年(1601),又许居民直接自卖食盐补偿课税,限—个运途肩挑62斤8两。煮盐增加了朝廷课税,于岛民又有利所图,故而几乎家家都有盐田,而盐灶更是星罗棋布,那雪白的生盐熟盐堆积如山,宛若厚厚积雪。崇明古代“瀛洲八景”中的“鹾场积雪”,就生动反映了崇明早期开发时盐业的兴旺景象。

崇明在江海会合处,故渔产丰富。最早上岛栖身的便是渔民。他们以各种工具捕捞江海鱼虾,崇明八景中“渔艇迎潮”的壮观景象,正是崇明先民开发渔业的生动写照。水中珍品凤尾鱼、黄花鱼、刀鱼、银鱼、鲥鱼、鲟鱼等20余种,至今仍是人们喜爱的盘中美味。

崇明岛四面环水,为了与外交通贸易,先民们首先发展了航运业。经过多少代崇明人的努力,终于研制出了适应性强、用途广的我国古代四大船型之一的崇明沙船。崇明沙船以其出自崇明沙而得名,船身扁浅宽大,底平,首尾俱方,重心低,船面建筑少,可减少受风面积,使航行平稳,又因吃水浅而不畏暗沙,即使搁浅也不易倾覆或损坏。它的另一个特点是多桅多帆,风帆高大,能充分利用风力来提高航速。故而崇明沙船风行于元明清三朝。其间,崇明人朱清就是驾驶着崇明沙船,成功地开辟了北洋航线,开创了海运漕粮。

洋务教育遍布海岛

清末民初,崇明岛进行了又一轮开发。

1840年鸦片开衅,国门洞开,朝野上下兴办洋务,引进了西方先进科学技术。崇明与得风气之先的上海只半江之隔,自然受到影响。经由一批放眼看世界的崇明籍朝野人士的传播与倡导,崇明岛也跨入了前进的历史洪流之中,其中首推清朝外交大臣李凤苞。

李凤苞是崇明城桥镇人,精通外语,曾任江南制造局编译,得以广览西书,了解西方的社会与自然科学。光绪三年(1877),奉派率船政留学生赴英、法学习,次年任驻德国公使,后又兼任奥地利、意大利、荷兰、法国公使。他久住海外,熟悉洋务,不料为权臣妒忌陷害,免官还乡。于是从事著述,将所写的《使德日记》及译作《海战新义》、《陆操新义》、《行海要术》等西方科技向国内及家乡父老介绍,引起同道乡贤们的浓烈兴趣。其《使德日记》一书,在上世纪80年代被编入了《走向世界丛书》。

这一时期的崇明开发,首先是学习西方的教育模式。清政府诏令全国设立学校是在光绪三十一年(1905),而崇明在此前3年,就有王清治等贤达在县城同仁堂仁园创办了崇实公学(小学),这是崇明近代教育之始。继而乐群公学、义务学堂等如雨后春笋纷纷设立,至宣统二年(1910)的七八年间,全县已有私立公立小学89所。教学课程也引入了西学的内容。

光绪三十年(1904),留学日本宏文书范的林友兰回到崇明,首创师范传习所于城内,培养出一批适应学堂教育的新型教师。

辛亥革命后,崇明的教育迅速发展,至1920年已有小学195所,并相继创办了中学、农校、商校。不久,旨在打破千年陋俗、体现男女平等的尚志女小学,由徐不更和崇明妇女解放运动先驱施淑仪创办。敦行、闺训、启明等女子中学亦相继开办。

崇明土布远销海外

近代以来,崇明人往上海谋生者渐多,沙船已不适应客货运的要求。光绪二十二年(1896)西洋轮船“海珠”号首航成功,开辟了上海与崇明间的客轮航线,继而又有“新长和”、“瑞昌”号投入营运。光绪三十三年(1907),热心桑梓建设的清廷商部右丞、江苏省商办铁路公司总理王清穆,领衔集资创办崇明轮船公司,购置载重200余吨的“朝阳”轮,行驶于沪崇之间。以后又有崇明交通轮船公司、崇明永裕轮船公司,加入崇沪线客运。

近代崇明的电信,也发肇于清末。光绪二十一年(1895),崇明与吴淞间敷设了江底电缆,始通电报。光绪三十一年(1905)在县城孙家楼设无线电局。

旧有“无崇不成台”之说,反映了崇明早期从事电讯工作的人员众多以及电讯事业发达的情况。其间,还出了个名闻遐迩的电讯专家陶胜百。他创建了中华无线电研究社,改装成功了全国第一台短波机,并在上海创办了中华无线电厂,为崇明同乡、肇兴轮船公司总船长陈干青属下的大小轮船安装了无线电通讯设备,使中国航运界跟上了现代通讯的世界潮流。陶胜百还创设了中华无线电夜校,培养了近200名无线电专业人才,其中绝大多数是崇明籍人,他们遍布全国各地,为我国的无线电通信事业做出了重要贡献。

光绪二十七年(1901),县城内县前街始设邮政所。光绪三十三年(1907)升为邮政局,桥镇、庙镇、新开河、堡镇等主要集镇则设立了邮政所。

随着崇明由闭塞到开放,对外交通交流的拓展,“出口”贸易增加了,尤以小布这一遍及全县农村的家庭手工业品见长。

岛上农家差不多家家自备织布机,不论老少女子,都会织布。“瀛洲八景”中的《玉宇机声》图上,茅屋数间,环以疏篱,星空明月,银光普洒,透过门窗,可见村妇灯下夜织忙。题图诗云:“碧空如洗澹江城,静夜遥传机杼声。篱落人家织妇娴,户户抛梭伴月明。”

正是那心灵手巧的千万崇明织女,一梭复一梭,累寸累尺累丈成匹,不论是挥汗如雨的三伏盛夏,还是冰冻雪飘的数九严冬,织布声夜夜鸣响。“上机忘漏滴,弄杼杂鸡鸣”,为赶紧完机落布,几多织女直织到五更鸡啼,一清早又都匆匆赶去就近布庄卖小布。小布一业,成了全县“生计命脉”。

大通、富安纱厂相继开办后,洋纱多了起来,织洋纱布“出口”,成了千门万户织女的新行当。崇明小布以门幅大小分两种,一种阔一尺,4丈为匹;另一种阔一尺八寸,8丈为匹。它虽是土布机上织成,却都紧密平滑,柔软坚牢,又花色品种繁多,有格子布、芦菲花布、柳条布、蚂蚁布,可与洋布媲美,故而声誉日隆,销往福建、浙江、江苏、山东、河北、辽宁,还曾一度远销南洋群岛各埠,成为崇明历史上第一个名副其实的外销产品。

崇明围垦滩涂良田

新中国成立后,崇明有了新的发展。1958年12月,崇明划归上海市,人们高兴地奔走相告,期盼着崇明岛新一轮开发。

1960年,中共上海市委、市政府发出了“变崇明芦滩、草滩为城市副食品供应基地”的号召,成立围垦指挥部,开始了在崇明岛围海造田的壮举。崇明岛新一轮大开发开始了!

历史上,崇明的沙洲有涨有坍,此坍彼涨,涨坍不定。新中国成立后,全岛军民修筑江堤,兴建海塘,保障了人民生活与生命财产的安全,又控制了坍势,最终确保有涨无坍。这与日俱增的大片淤涨的滩涂,成了可围垦的处女地。

从1960年9月起,上海由各级干部、青年学生、工人、店员等组成的围垦大军浩浩荡荡地开进了崇明岛。

围垦生活极其艰苦,他们住的是用芦苇搭起的环洞舍,睡的是芦苇垫底的地铺。吃得差,干活重。虽然夏天酷热不围垦,可是秋日里蚊叮虫咬,冬日里风寒刺骨,同样令人难熬,但战士们依然热情高涨,干得热火朝天,垒起一道道高高的挡水长堤。

黄浦区的工人、店员,吴淞的钢铁工人以及高校部分师生共10000多人组成的围垦队,在崇明新安沙安营扎寨,经4个月奋战,于1961年1月间筑堤13公里,围地24000亩,建起了黄浦、吴淞、高教局畜牧场。以后各区、局委均照此办理,在围垦地上建造牧场,往往当年就能喜获胜利果实。

由卢湾、徐汇、长宁、普陀4个区抽调的百余名战士围垦合隆沙时,适逢连日冷空气南下,严重冰冻,挖土筑堤时铁锹插不下去,只得点燃芦苇烘化冻土后作业。大堤合龙时,由于水流湍急出现险情,市政府急调船只运来大批草包,装土填塞,终于合龙成功。18.2公里长堤巍然屹立,围地近40000亩。

百万沙是由静安、南市、杨浦、闸北4个区的8000名战士围垦的,他们先筑防潮小堤,后筑大堤。1961年5月大堤合龙时,上海市副市长宋日昌亲临指挥,共围地37000余亩。

1961年至1962年,市轻工业局与市基本建设委员会先后围垦大新沙,后又有崇明的5个公社出动12000民工,继续围垦大新沙,得土地13000亩。

驻沪部队也加入了崇明大围垦的行列。1962年,上海警备区和东海舰队,各自围垦得可耕地4500亩,作为部队的农副产品生产供应基地。

崇明县政府不但为上海围垦大军提供后勤保障,还动员大批干部群众参加围垦。规模较大的有聚兴沙转垦,得地12400亩,两度围垦开沙,得地100000亩;围垦东平沙,得地57000余亩;三次围垦老鼠沙,得地45000亩。本着“一盘棋”思想,崇明县把围垦得来的相当数量的土地交给了市围垦指挥部,用以建立市属国营农场。

据《崇明县志》(1989年版)载,至1984年,市县组织了大小围垦共55次,围地612560.7亩,占了全岛土地面积的38.4%。

上世纪60年代,在围垦的土地上,先后建起8个国营农场,2个部队农场,2个县属乡。崇明的各个公社、镇,也都在各自的围垦地上,建起了畜牧场、水产养殖场、果园和苗圃。

8个国营农场建立后,引来大量市区居民来农场工作。“文革”10年中,又有20万上海知识青年到崇明围垦农场安家落户,成了农场的主力军,占崇明岛总人数的25%。他们用汗水把农场逐渐建设成大上海的粮、棉、油以及畜、禽、水产等各种副食品供应基地。从1970年起,各农场开始兴办工业,机电、轻工、食品、医药、建材、仪表、化工、纺织等行业蒸蒸日上,其中不少已是外贸出口产品。

20多万农场职工及其家属亲友的相互探望,使崇明岛变得热闹起来。首先表现在客运交通。围垦前一年的1959年,南门港、堡镇港与上海的年客流量总共54.1万人次。围垦后的第一年往来人次就翻了一番,1969年增至188万人次,最多时达到416万人次!常年不息的庞大人流离岛回岛,促进了岛上的商品流通,崇明的老毛蟹、甜芦粟、老白酒、家养鸡、金瓜、白山羊肉等土特产,被大量购买带回市区。对此,崇明的农民高兴地说:“有了农场知青,这些东西有了出路还卖了巧价钱!”

精明的崇明人发现,大都市人不但喜欢崇明的土特产品,更喜欢崇明的洁净水土、清新空气、自然风光和人文景观。于是,古迹寿安寺、学宫、金鳌山、唐一岑墓整修开放;日跃东海、水格分涛、金鳌镜影、寿刹烟林、林海鹿鸣、青龙盘岛、牛棚观潮等新景点陆续开辟;瀛洲公园、澹园、森林公园相继迎客,吸引了无数外来游客观光和投资。由围海造田发肇的崇明大开发连锁效应在继续扩大……

作者:陆茂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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